国际关系理论一直重视地理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实质，是在一个空间背景中对国家和其他相互作用的行为体进行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现代政治地理学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曾经写道：“伟大的政治家从来都不缺乏对地理的感觉……当我们说到健全的政治本能时，我们通常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地理基础做出正确的评价。”循此逻辑可以推论出，伟大的国家亦不乏对地缘政治的重视。那些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的位于地缘政治枢纽的国家和地区，历来是需要备受关切和长期跟踪研究的。
蒙古国属内陆国家，只毗邻中俄两国，但它是美国、日本等大国或国家集团（如北约等）竞相争取的地缘政治国家。把蒙古国拉入域外大国以实现其安全的“平衡外交”战略与策略，无疑提高了蒙古国在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中的份量和地位。
从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来看，冷战后由苏联解体开启的实力中心动态转移进程，以及“9·11”事件后美国对亚太地区地缘利益的战略重组，俄罗斯、中国、日本亚太地位的改变导致的地缘战略新整合，都可被视为地缘战略思想传统和大国权势政治逻辑的自然延续。在这一进程中，对于中、俄、美、日等来说，蒙古国地缘地位日渐突出。因此，将蒙古国置于亚太力量消长、21世纪国际地缘政治力量变迁乃至21世纪世界政治演进过程加以考察，揭示其地缘政治属性和蕴含的巨大的国际政治张力，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尤其富有战略深义。
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地缘政治是一个决定因素。地缘政治既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决定这个国家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论。近现代欧洲、美国的实践均证实了这点。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特征，在学者们见仁见智的争论中，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转而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地区安全层面上，并提出了地区安全复合理论等分析框架。因为“地区作为国家间冲突与合作的舞台，作为学者们探究当代安全事务的分析层次，有其自身特性”，在中国学者极力吸引和消化这一理论的精华时，让中国学者觉得新奇的地区安全复合理论并非新创，实际是麦金德、斯皮克曼等地缘政治家提出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新阐释。另外，后冷战时代的政治家们在国际关系中纵横捭阖的努力，实际上遵从的也是地缘政治的逻辑，即从实力的对比变化出发，反复阐释地理政治的时代意义，并渴望借此揭示国家关系的空间逻辑。基于这种观念和事实，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苏联解体开启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变更过程，促使各主要大国“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了在地缘政治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布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因此，以蒙古国与中国间的空间关系变化为重点，着力审视中国北部的地缘政治战略态势，是思考中国战略选择的前提和基础。冷战结束后，蒙古国由于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地缘战略价值日益凸显，成为世界大国竞相交好、争夺的对象，也因此成为国际政治中令人瞩目的焦点之一。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蒙古国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现已探明的有铜、钼、金、银、铀、铅、锌、稀土、铁、萤石、磷、煤、石油等80多种能源、矿产。其中煤蕴藏量为500亿～1520亿吨，铁为20亿吨，磷为2亿吨，萤石蕴藏量约为800万吨，铜为800万吨，钼为24万吨，锌为6万吨，银为7000吨，金为3000吨，石油为15亿桶。额尔登特铜钼矿已列入世界十大铜钼矿之一，位居亚洲之首；森林面积为1830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0%，木材蓄积量为12亿立方米；就水资源而言，蒙古国境内河流总长为6.7万公里，平均年径流量为390亿立方米，其中88%为内流河。湖泊水资源量达1800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为120亿立方米；水蕴藏量为60亿立方米。可利用土地面积为15646.64万公顷。另外，蒙古国还有珍贵的战略资源铀矿和稀土矿。当今世界各国发展迅速，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量更是巨大。蒙古国作为世界上矿产资源储量丰富而又未被充分开发的地区，自然成为能源消耗大国关注的焦点，各大国在蒙古国展开的资源大战已拉开大幕。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蒙古国社会正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历史上蒙古国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其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与蒙古国境内的蒙古民族同根同种，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有许多相同之处。蒙古国独立以后，为了割断这种联系，有意向苏联靠拢，之后始终受到苏联的影响。在文化上，苏联对蒙古国的影响甚大，俄语成为蒙古国的第二大语言，许多蒙古人自幼受到苏式教育，苏联解体后仍有很多蒙古人对苏联曾给他们带来的“安宁”生活心存感激。冷战后，在经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渗透，使得这个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却突然向全世界开放的内陆国家承受了多元文化冲击的压力。另外，日本也寻找与蒙古国的共同点力图形成地缘影响力。总之，地缘文化认同成为蒙古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考虑。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蒙古国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承载着亚洲现实的和潜在的地缘政治价值。蒙古国地处亚洲大陆腹地，“不仅具有连接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甚至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地理位置，而且还具有地处中俄之间的重要地缘战略价值”。因此，蒙古国历来受到大国的争夺。冷战结束后，蒙古国看到俄罗斯实力的下降，以及美国、中国、日本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影响力的增强，为了维护和实现本国现实和长远的国家利益，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缘环境进行了外交政策调整。因为“国家利益与国家所处的地缘环境密切相关，任何国家均在利用地缘因素参与国际竞争，以推动国家利益的实现”。1994年蒙古国议会通过的《蒙古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构想》和2000年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规定蒙古国奉行开放的、不结盟的、多支点的和平外交政策，将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同时为了平衡南北两个与本国曾有过“特殊关系”的国家带来的压力，蒙古国也重视发展同美、日等所谓“第三邻国”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在大国之间实行“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具体到国家层面的考量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恢复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但注意保持适当距离。蒙古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重视与苏联保持密切关系，成了苏联的“卫星国”。长期以来，苏联影响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蒙古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军事建设等都有着苏联的影子和印迹，甚至可以说，蒙古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在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蒙古国的内政外交走向始终以苏联为战略标尺，曾被称作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冷战后，尽管俄罗斯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两国山水相连，有着30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由于地缘政治原因，双方关系的基础仍未动摇。在经济方面，蒙俄早期建立的合资企业，如蒙俄额尔登特铜矿、蒙俄有色金属、蒙俄乌兰巴托铁路股份公司等一直是蒙古国的骨干企业。蒙古国的石油产品几乎全部从俄罗斯进口。蒙古国外贸线路大部分要经过俄罗斯。另外，苏联（俄）地质学家对蒙古国境内所有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蒙古国若想开发矿产资源，必须向俄罗斯寻求帮助，请求提供资料和数据。因此，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俄罗斯始终是蒙古国最重要的战略性经贸合作伙伴之一。虽然俄罗斯只是蒙古国的第二大贸易国，但其控制着蒙古国的铁路、能源和战略矿产，掌握着蒙古国的经济命脉。在蒙古国议会表决影响蒙古国经济发展的新建铁路是北上与俄罗斯的宽轨道相连接，还是南下与中国的标准轨道相连接时，蒙古国议员明明知道与俄合作缺少资金和技术，建设周期长，但在考虑与俄关系的因素下，还是投票赞同与俄罗斯相接；在政治上，基于俄罗斯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潜在影响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加之两国长期的政治合作，蒙古国需要俄罗斯的政治支持；文化上，俄罗斯文学、教育、科技等都对蒙古国有深刻影响。因此，对于身边这个潜在地缘大国，蒙古国将其作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力图保持友好关系。但是，鉴于俄罗斯民族的沙文主义历史影响，以及实现其“平衡外交”以自保的目标，蒙古国对俄罗斯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不会像以前对待苏联一样“一边倒”，也不会完全倒向西方或中国，而是寻找到对双方都有益的平衡点，并根据形势微调。
其次，努力提升与中国的关系，但心态复杂。中国是与蒙古国有着最长边境线的邻国，东、南、西三面毗连。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度加深，影响力已超出地区范围，大国地位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同时，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市场，蒙古国对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在世界各国都努力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意图搭上这台“经济快速列车”的过程中，地缘位置极佳的蒙古国不能不重视中国。在地缘战略层面，蒙古国将不得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友好国家之一。但是，对于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的中国，蒙古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另外，出于平衡外交的立场与政策，蒙古国也需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1994年，由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的《蒙古国外交构想》正式确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蒙古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蒙古国以法律的形式把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固定下来。再次，迎合美国的亚太地缘政治诉求，重视发展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小国普遍实行依附外交或联盟外交政策，泰国、巴基斯坦、蒙古国都不例外。蒙古国的外交政策是务实的，冷战后这一特色更加明显。1994年由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的《蒙古国外交构想》，在确认中、俄为重要外交国的同时，提出要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以提高蒙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与超级大国美国接近，除了吸引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外，利用美国的实力来削弱或平衡中俄地缘政治影响可能是蒙古国目前的重要考虑之一。由于美国对既属“心脏地带”又属“边缘地带”的蒙古国地缘位置的重视，其十分欢迎蒙古国的做法，蒙古国对外开始宣称美国为自己的“第三邻国”。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访蒙时明确表示，美国对已成为蒙古国的“第三邻国”感到骄傲。至此，美蒙两国正式确认互为“邻国”。美国按自己的战略目标积极支持蒙古国民主改革和经济复苏，先后提供数亿美元的贷款和1亿美元的物资技术援助。蒙古国被美国政府称为“亚洲各国实行民主的楷模”。为了回报美国的援助，应美国要求，蒙古国还向伊拉克、阿富汗等国派兵，执行作战及维和任务，支持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同时，蒙古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还积极向北约靠拢，争取北约的军事援助和进行人员培训。最后，看重日本在亚洲的资金、技术优势和国力及影响，借助日本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尽管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地理位置上的遥远让蒙古国还是有“远水难解近渴”的忧虑。加之，美国的“帮助”经常附加各种条件，使蒙古国在处理相关政治关系时面临不少困难。而日本恰恰可规避这方面的忧虑，关键是，无论是出于地缘经济考虑，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和文化考虑，日本都有与蒙古国建立亲密关系的迫切愿望。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为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寻找支持等多方面诉求，这是蒙古国可资借助的最好“外力”。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1990年2月，蒙古国政府首脑首次访日，日本答应给蒙古国最惠国待遇和1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1991～1993年，日本三次发起召开了“世界援蒙国家”会议，日本的援助额相当于相关国家援蒙总金额的1/3，日本成了蒙古国的最大援助国。另外，日本对蒙古国进行技术援助。蒙古国认为，近邻却非地缘毗邻的日本，正好是其可以获得援助以及平衡中俄影响的现实伙伴，日本成为蒙古国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现实伙伴。[11]另外，1994年由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的《蒙古国外交构想》，也将德国等国家纳入其地缘政治考虑之中。总之，美国等西方势力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向蒙古国渗透，使中国北方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复杂起来，这给本已复杂的中国北部环境增添了变数，对未来的决策产生不小影响。
蒙古国官兵参与维和行动。 图源：蒙古通讯社
在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中，无论从国家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来看，蒙古国的地位都不高。然而，由于蒙古国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就像一个砝码，常常会使亚太大国战略结构的天平产生倾斜，或者对麦金德所言的“心脏地带”和斯皮克曼所言的“边缘地带”产生“蝴蝶效应”，又由于中俄与其他世界大国之间复杂的关系，蒙古国往往在大国关系的天平上扮演着“四两拨千斤”的特殊角色。正因如此，自其独立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国政治较量、博弈的场所和兵家争夺之地。为在东北亚地缘政治较量中最大限度地获益，各大国努力寻找在蒙古国的位置，谋划对蒙策略。冷战结束以后，蒙古国外交的首要方针仍然是巩固与发展与俄罗斯的传统友好关系，以应对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政治压力。重建之初的俄罗斯进行的民主化改革使其政治与经济陷入困境，无暇顾及蒙古国，至此，长期笼罩在蒙古国上空的外部势力出现了真空。随着美日等西方国家加大对蒙古国的渗透力度和对蒙古国影响范围的扩大，以及北约的东扩，战略边界缩小的俄罗斯决定重返蒙古国以确保势力范围。从1999年开始，蒙俄关系迅速发展。
在政治方面，2000年1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蒙，这是1974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蒙26年后俄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蒙古国。其间，双方签署了两国面向21世纪的《乌兰巴托宣言》。之后，两国关系一路向前；在经济方面，双方签署多个协议，强调要加强在能源、地质、矿产、运输、农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蒙俄新成立的铁路合资企业、东方铀矿合资企业等为俄罗斯未来参与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条件。俄罗斯也着力加强与蒙古国的经贸联系。但是，对作为欧亚战略高地的蒙古国，俄美都力求加以控制。当前，俄罗斯内忧外患——在欧洲方面受到北约的挤压，在亚洲方面与日本存在领土争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面临不断扩张的恐怖主义的挑战，境内民族分裂分子不断制造事端，而其政治与经济又处于转型时期，其自保尚且困难，对于重新荫护蒙古国，则显得力不从心。一直想在冷战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打入“楔子”的美国觉得蒙古国是最理想的选择。尽管1987年1月蒙美建交，但出于蒙苏之间的特殊关系，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尽管蒙美之间在地理上非常遥远，但美国从地缘政治角度认识到蒙古国的重要性，其不仅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要国家，而且关键的是其是打入中俄关系中的一个“楔子”，不仅可以与俄罗斯角逐在中亚地区的主动权，还可以对中国的潜在战略进行牵制。所以，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机会和进入蒙古国的努力。而蒙古国，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后，也开始拓展自己的空间，蒙古国开始实施的“多支点外交”政策，给美国在战略上进入蒙古国提供了绝好机会。美国抓住这一时机，主动向蒙古国抛出了绣球。1990年7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访蒙时，主动抛出“第三邻国”论调，蒙古国对此极力迎合。
多年来，美国积极支持蒙古国进行全面的西方式民主改造，全面支持蒙古国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幕后指挥在蒙古国注册了亚洲基金会、美国和平队、索罗斯开放基金会、美国共和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介入蒙古国的民主改革。美国国会每年从财政中拨款1200万美元，用于支持蒙古国的民主改革，称蒙古国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地由社会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的国家”，将蒙古国标榜为“亚洲民主改革的典范”。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大力合作的同时，蒙美军事关系的发展格外引人关注。从1991年开始，蒙美互设武官处，正式建立军事关系。此后两军高层往来频繁，美方开始向蒙古国提供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1994年4月，美国决定将蒙古国纳入太平洋总部“联盟战略体系”，以便于战时进行统一指挥；1995年8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命令，将蒙古国列入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1996年，蒙美先后签署了《蒙美军事领域交流与互访协定》和《蒙美安全保障合作协定》，规定双方可以派遣部队进入对方国家，必要时美军可以临时进入和使用蒙古国的军事设施，蒙军派军人赴美国接受训练，美国向蒙古国提供军事援助，美国在蒙古国出现自然灾害时提供救援等。小布什上台后，美国进一步扩展与加大了与蒙古国进行军事交流的深度和对蒙提供军事援助的力度。从2001年开始，蒙军应邀派观察员或分队参加名为“金色眼镜蛇”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从2003年开始，蒙美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这是蒙美间举行的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来，美国国防部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军方高官接连访问蒙古国，无疑推动蒙美军事关系进一步发生质变。正如美国战略专家罗佐弗所称，“蒙古国是五角大楼安插在中俄之间的特洛伊木马”，美国从中俄的包围中“挤出一个军事伙伴”。分析人士指出，在世界上这片不可预知的地区，蒙古国似乎有望成为美国一个潜在而稳定的军事盟国。目前，美国在蒙古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在2000年、2004年的两届蒙古国议会选举中，出资支持反对派。特别是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由于美国的直接支持，反对派获得了议会近一半的席位。另外，为了在蒙古国培植亲美势力，美国还邀请蒙古国的所谓“民主精英”到美国接受训练，向其灌输西方民主思想。蒙古国前任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就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蒙古国也将“引入美在蒙利益确保国家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针。美国力图控制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跨越了三个世纪，行进了百年以上，不仅具有连续性、结构性的特征，而且如今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已经逐步实现了。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美国对蒙古国的政策仍将是主动和积极的。日本非常看重蒙古国的地缘战略地位，蒙日于1972年建交，但直到1989年日本外相访问蒙古国，两国关系才开始升温。日本在政治上寻求蒙古国在东北亚和国际事务中的支持，在经济上则觊觎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另外，蒙美关系的升温也刺激了日本。为此，日本除充分运用科技和资本资源外，还以日元为敲门砖，对蒙古国进行无偿援助，日本连续15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外援国。虽然近年来日本经济增速下滑，取消了对部分国家的海外援助，但对蒙古国的援助始终保持着原有的额度。蒙日双边经贸额逐年上升。
同时，日本十分注意运用“软实力”，通过“草根计划”，在民生、教育、医疗等领域加强了对蒙古国“暖心工程”的建设，以笼络蒙古国人心。目前，日本已成为蒙古国很欢迎的国家，日语也成为蒙古国人最喜欢的外语。日本意欲通过先争取蒙古国民意，再争取蒙古国政府上层以强化蒙日关系，这为日本获取蒙古国矿产资源扫清了障碍，同时也利用蒙古国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的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蒙日双方已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2005年，蒙古国成为唯一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东亚国家。为了实现从西部遏制传统大国俄罗斯与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北约发现蒙古国是地缘政治上绝好的“战略棋子”。2012年3月，北约与蒙古国正式签署合作伙伴协议，这标志着蒙古国与北约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为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这样北约和蒙古国结成准军事同盟，也就变得顺其自然了。北约峰会芝加哥会议上，蒙古国派高级代表团首次以北约“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和平伙伴关系国”的身份参加会议。为了防止中国与俄罗斯结成联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不遗余力地将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国家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体系之中。
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一旦蒙古国成为北约最东端的成员，其在地缘政治中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国间的小缓冲国的角色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阵营的桥头堡角色，其国内的军事装备将得到更新，其地缘政治上的被动角色将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国的选择与北约东扩呈现联动性。因此，北约与蒙古国交往的战略意义更加深远。总之，蒙古国处于世界上较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在冷战后不到十年的短暂时间，其扮演的中俄间缓冲国角色一直非常重要。进入2l世纪以后，美国以及北约在亚欧大陆上的不断扩张，使蒙古国具有了全新的地缘政治意义。就从北约东扩的角度而言，蒙古国在地缘政治上将面临比以前更多的选择：依靠传统盟国俄罗斯、寻求战略盟友中国、进入北约体系以实现正式加入西方国际政治体系的目标。从蒙古国自身的角度出发，除了可以平衡中俄两大邻国影响和有效保障其国家安全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还可以获得国内发展迫切需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资源与国际援助。
国家利益是内外双向建构而成的，在内部生存和经济发展得到保障后，国家利益的追求自然会加入更多的外部建构因素，如国际影响和国际形象。[13]当然，地缘政治下的外部因素构建在今天尤为重要。作为亚太地区新兴大国的中国，21世纪以来，在地区安全层面上，中亚、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它们共同催生了亚洲大陆新的地缘政治图谱。作为相对独立的地缘战略区域，东北亚具有十分鲜明的特性，在21世纪，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其日渐影响地缘依存关系。东北亚的战略地位不仅取决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而且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主要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进程，这一广大区域所蕴含的国际政治张力，不仅关乎主要大国权势斗争的走向，还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国利益的外部维护，东北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蒙古国既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又是中俄合作的连接点；既是中国北部的安全屏障，又是威胁中国安全的“箭头”。特别是，由于后冷战时期东北亚地缘政治地位的改变，蒙古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价值被重新发现，众多大国在这一地区展开竞争和进行渗透，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北部安全的变数。日益加强的美蒙军事合作就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精心构筑的对华所谓“C”形包围圈，使中国在海陆两个方向受到围堵。蒙古国在强化民族认同和增强凝聚力的同时，实行联盟外交政策。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逐渐打牢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首先，持续加强中蒙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关系是巩固地缘政治关系的前提。政治互信是指政治行为者之间彼此包容与合作的心理基础和共同承诺。政治互信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逐步化解敌意，增进共识，夯实双方共存共荣、互利多赢的政治基础。而且，良好的政治关系应当促进双方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蒙两国就开始构建新时期两国政治互信关系的努力。1994年，双方签署《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这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1998年12月，蒙古国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健康互信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建立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10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蒙时说：“中蒙互为重要邻国，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两国要从各自国家长远发展和地区持久繁荣稳定出发，加强交往与合作，推动中蒙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但是，除政府外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人文外交和公共外交，让蒙古国民众了解中国对蒙态度和政策，夯实双边关系的民众基础，真正解决彼此间的“信任赤字”问题。其次，继续深化中蒙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以打牢地缘政治关系的基础。应该说，发展与蒙古国的经贸关系，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一是中蒙双方的经贸合作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蒙古国丰富的矿产资源与中国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及雄厚的资金形成互补；蒙古国农业技术滞后和对农副产品的需求与中国传统农业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互补；蒙古国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与中国巨大的旅游市场需求形成互补。2008年，中蒙两国签订的《中蒙经贸合作中期发展纲要》是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投资国。“实践证明，中国的投资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蒙自主发展能力，成为中蒙友好合作的典范。”尽管如此，中蒙两国在经贸领域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科学合理地开发合作领域和优化合作方式还要协同努力。双方要采取切实措施，深化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积极推进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并且早日进行中蒙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最后，不断加强中蒙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两国边境地区长期安全与稳定是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双方在安全领域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也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因此，加强与蒙古国的战略安全合作并使之机制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之一。中蒙两国没有边界纷争，也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这对于两国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十分有利。特别是中国目前正处于黄金发展时期，还有一些更为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中蒙两国军事领域的合作，对于增强双边军事信任、共同维护区域安全具有积极意义。2009年6月中蒙“维和使命—2009”联合演练成功，这不仅是中蒙两军举行的首次联合演练，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与外军举行以维和为主的联合演练。更重要的是，双方探索了军事合作的新路径。另外，中蒙两国也要在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联合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加大合作力度，使中蒙边界真正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成为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桥梁。乐观地看，中国北部的地缘战略形势总体来说对中国是机遇多于挑战。中国和蒙古国现在都在调整国内外政策，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都通过内外政策的调整和高举和平与发展大旗为本国的发展寻找机遇。另外，两国边境安全稳定，两国间政治互信能够长期保持，两国间经贸往来能够健康持续，直接关系到两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繁荣进步。蒙古国的繁荣与稳定有赖于中国，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北部边陲的安宁有赖于蒙古国，中蒙两国只有做地缘政治伙伴，抓住机遇，深化合作，才会为两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创设有利条件。作者：亢升，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翠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 出自：《国别和区域研究》（第五卷 2020年第1期，总第11期）整理：照日格图，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